1968年，中学生王佳芬响应国家号召，主动要求到上海近郊的奉贤星火农场下乡支农，一直到22年后的1990年，40岁的她才被调回上海工作，两年后，她出任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牛奶公司的总经理。在她的治理下，这家体制僵化、管理落后的公司在200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牛奶专业企业，年利润超过3亿元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作为中国最大工商城市，上海市所有从事日用消费品生产的企业都相继没落，唯有王佳芬领导的光明乳业捍卫了最后的一丝尊严。如今，当她离开的时候，“挥一挥手袖，没有带有一片云彩”。

　　王佳芬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“新鲜”。从1998年开始，中央政府便作出“国退民进”的战略，国有资本须从家电、饮料等完全竞争领域“坚决撤出”，其后在这些行业中，企业之成败便与产权变革的进展有密切关系。细数过去十年间中国食品饮料业的所有巨头级企业家，其命运跌荡无不与产权两字难脱瓜葛。广东健力宝的李经纬在产权博弈中被地方政府无情排斥，至今仍在医院中沉默“双规”;广东乐百氏的何伯权以股权尽数出售得以全身而退;山东汇源的朱新礼以村支书的身份起家、数番周折最终以上市的方式完成产权清晰;内蒙古伊利的郑俊怀因“曲线MBO”而至今身陷监牢;他的老部下、后来以私人资本创办蒙牛的牛根生则修成正果;杭州娃哈哈的宗庆后最是复杂，他先是委身达能，将一家集体企业变成外资控股公司，然后再把部分国有资本清晰到人，最后又希望用种种方式将达能清理出局，迄今纷争仍未了结。这些人中，唯有王佳芬最为“单纯”，在国有资本管控十分严格的上海市，她在产权清晰方面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突破的可能性。

　　2004年5月，利乐公司邀请饮料业企业家坐邮轮出游，同行便有郑俊怀、朱新礼等人，郑十分羡慕朱，他对王佳芬说，“伊利也许不久也能把产权搞清楚了。”一月后，媒体突曝郑俊怀涉嫌“侵吞国有资产”，一年多后，他因挪用公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。王佳芬至今说起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　　作为一家国有资本早就应该坚决撤出的企业，光明乳业一直在产权变革上毫无动作，它在2004年后被蒙牛等公司超越，其中，既有王佳芬在决策上的摇摆，更是体制滞后的一种必然报复。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提问，“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?”这道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。其实，答案或许就在王佳芬式的遭遇中。在一个国有资本十分强大的体制内，市场型的企业家左冲右突，无论有怎样的经略才干，其命运大抵如是。